苏维埃是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首创的一种新的政权制度。在中国最早介绍这种制度的是李大钊。1918年11月，他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指出：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政权的基本制度是“劳工联合的会议”，这一机关职能极广，“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他当时没有提到“苏维埃”一词，但已认识到这一制度的本质。最早使用“苏维埃”一词的是蔡和森，他指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国会政府）打破，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即明确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192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认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927年10月，澎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后，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同年12月，张太雷等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后，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这是最早的城市苏维埃政权，但它只存在三天即告失败，表明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城市苏维埃之路是走不通的。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几经转战，进军江西建立了井岗山革命根据地。从而开创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到1930年6月，全国的工农红军有十几个军，约10万人，建立了十多块根据地，分布于江西、湖南、福建等10多个省30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人口达1000万。在这些地方先后建立的乡、区、县的苏维埃政权，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
展开剩余71%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以及红军部队和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等，共610人。会议开幕那天上午，举行了阅兵典礼。下午，项英致开幕词。晚上，举行了提灯晚会。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政治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个大纲是由周恩来在上海起草，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讨论后提交大会的），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20日，大会闭幕，毛泽东致闭幕词。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还组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苏区和各部分红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然而，中共临时中央的着眼点，是片面地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要求“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似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近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中共临时中央起草并为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规定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的。1934年1月，又在瑞金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和南方其他苏区相继丧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随军北迁。此后，陕甘宁苏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心区域。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大众建立新的政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初尝试。中国历史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诞生，为全国劳苦大众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推动了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同时，也为以后党所领导的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在受到“左”倾机会主义严厉批判的情况下，仍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强调苏维埃政权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他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认为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他重视并亲自指导了中央苏区的选举工作，并提出选举不能只是形式，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倍（即差额选举）。他十分重视乡一级苏维埃的工作，亲自下去调查，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两篇调查报告，并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中央苏区出版了毛泽东、张闻天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该书上篇“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为毛泽东所写，下篇“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为张闻天所写。毛泽东还提出，要加强对于代表大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教育；要重视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避免采取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做法等重要思想。所有这些，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当然，也要看到，当时我们党还缺乏领导政权建设的经验，在学习苏联苏维埃政权建设经验时，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着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的缺点。这对于当时和以后的政权建设产生了某些不良的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拘泥于苏联的政权模式，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逐步创造出适应客观需要并有自己特色的政权制度。（刘政）
来源：中国人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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