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国民党首次统一授衔，蒋介石自封特级上将，一级上将9人，二级上将20人。
古往今来，人对功名利禄、荣誉声望，总有点放不下。
旧诗里写“立取侯印黄金涂”，写“须信功名事”，写“男儿功名遂”，说到底，都是在说一个“争”字。有人争来压人，有人把它当身外物。看蒋介石和毛主席对最高军衔的态度，差别就不是一星半点。
1955年大授衔，许多人心里都明白，大元帅这个位置，照章程看，几乎就是给毛主席预备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写得很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是最高军衔，属于元帅中的第一等级。第九条第一款又把授予对象圈得很清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
连大元帅服都已经定制好了，照理说，只差临门一脚。偏偏毛主席把这事推开了，没有接。
他看重的不是肩章多亮，不是礼服多威风，也不是别人嘴里那句“最高统帅”喊得有多响。他盯得更紧的，是“党指挥枪”这条规矩。军队归谁领导，不该靠一枚军衔来压实，更不该让个人名位骑到制度头上。
毛主席不要这个最高军衔，分量恰恰在这儿。人站得再高，也不能把规矩挤到边上去。
把这一幕往前一倒，1935年的南京，气味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蒋介石觉得自己大势在握。红军经过多次“围剿”，在他眼里已经被逼进绝处，消灭只是迟早的事。地方军阀也被他收拾得差不多了，剩下那些实力派，在他看来，无非是再敲一敲、压一压、买一买，早晚都得低头。
局面一旦让人觉得稳了，人的心就容易发飘，手也容易往高处伸。
蒋介石就在这一年大行封赏，搞出国民党军中的首次统一授衔。一级上将的名单拉开，一口气排出何应钦、李宗仁、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陈绍宽，共九人。
二级上将二十名，杨虎城、宋哲元、韩复榘这些人都在其中。
热闹归热闹，真正扎眼的，还不是这些名字，是蒋介石给自己加上的那一层，中华民国陆海空军特级上将。
这个军衔不是普通的高，是民国史上独一份，只此一家，别人没有。
说白了，别人再怎么封，还是在上将这一级里排座次，他直接把自己拎到众人头顶上去了。这件事放在纸面上看，像制度动作，放到人心里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蒋介石早年写过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话写得硬，读着却有点发紧，尤其“力不如人万事休”这一句，不像成竹在胸，倒像心里总有个结，得靠外头的名头来勒紧自己，替自己打气。蒋介石爱职务，这也不是小毛病。
他最多的时候有五十多个职务。一个人把帽子戴到这个份上，很难说只是办公需要，里头分明有一种对“超然地位”的迷恋。特级上将这个称号，说穿了，就是把这种心思明晃晃摆出来了。别人看见的是威势，他自己感到的，未必不是一种确认，一种“这个位置非我莫属”的确认。毛主席身上的味道，又是另一种。
1910年，他写过“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少年人的锋芒有，气也足，可那股气不是靠外头的封赠撑起来的。他面对高位，反倒有种往后让半步的清醒。大元帅是荣誉，也是象征，拿了固然好看，不拿也不伤筋骨。
对他来说，最要命的不是少一件礼服，少一个称号，是队伍以后照什么规矩走。
军衔可以没有，部队必须跟党走，这件事不能含糊。
真把这个道理看透了，也就明白他为什么会拒绝。许多人争的是“我站在哪儿”，毛主席守的是“这支枪归谁”。
两个念头，看着只差一点，往后走，路就越分越开。更有意思的是，历史常常不按场面大小来给人记分。蒋介石那边，握着五百万大军，全国主要经济资源也在他手里，牌桌上的筹码厚得很。毛主席这边，兵力少，地盘偏，条件苦，常年在贫穷的边角里打滚。
照一般人的眼光，输赢像是早就摆好了。可事情偏偏没照那个方向走。
蒋介石总想把自己抬得更高，头衔越多越好，位置越特别越好，仿佛这样就能压住全局。毛主席却不肯让个人威望替代制度，不肯让最高军衔变成一根压在军队头上的标杆。
一个人忙着把自己放大，一个人始终记着把个人放进规矩里，这差别看着不响，后劲却很大。
1935年那份授衔名单，1955年那件没有穿上的大元帅服，搁在一起看，几乎像两张摊开的底牌。谁更在意自己站得多高，谁更在意队伍按什么章法走，往后的许多事，其实已经藏在这里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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